第174章 列强的干涉(1/2)

民国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,驻京日本代理公使约同英公使、俄公使同赴外交部,会晤陆徵祥总长。

先由日本代理公使口述,略云“中国规复帝制,进行甚速,其里面反对者暗潮甚烈,实行之期,恐发生事变。目前欧洲正当多事,凡有害和平者,皆当避之。万一中国国内有动摇情形,不仅为中国之不幸,即与中国关系较深之各国,亦诚可忧。据我国所见,中国内情,如上海长江一带,及南方各处,均极可虑。袁大总统就任四年来,中国秩序渐次恢复,日本政府不胜敬佩。袁大总统如仍极力维持,国内当无动乱之虞。

“今若急谋变更,恐引起不安情事。不得不为中国惜。愿大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,将实行帝政之期,暂为延缓,以防祸于未然。而巩固极东和平之基础。日本政府为此劝告,决非干涉中国内政。

英公使云“日代表之通告,本公使完全同意。接着询问中国能自信国体改革之实行,能无变故否?”

俄公使云“日代表及英公使之言语,本公使均同意。”

自日、英、俄三国警告以后,法国公使馆亦接奉法国训令,加入三国警告。

于十一月三日亲赴外交部与陆徵祥总长会晤,声明对于中国复兴帝制,劝告中止。内情和三国警告相同。

随后意国驻京公使,亦于十一月十二日午间亲诣外交部,访晤陆徵祥总长,谓奉本国政府训令,会同四国公使劝告中国将变更国体之事缓行。

十月二十八日,更有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、俄两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警告。全文如下

“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,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。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。人心惶虑。当此之时,无论世界何处,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,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,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。中国组织帝制,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,然根据日政。府所得之报告,而详察中国之现状,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。此乃无可讳饰者也。反对暗潮之烈,远出人臆料之外。

“不靖之情,刻方蔓延全国。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,可见各省纷扰情状,今已日渐平靖。而国内秩序,亦渐恢复。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,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,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,全国安宁之日。但若总统骤立帝制,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。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。此固意中事也。

“日政府值此时局,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,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,不能不深虑之。且若中国发生乱事,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,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,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。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。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,亦将陷于危境。

“日政府睹此事态,纯为预先防卫,以保东方和平起见,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,通告中国政府,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。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,披沥其观念。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,顾念大局,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。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,而巩固远东之和平。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,致驻北京代理公使,日政府行此举动,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,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。”

列强为什么对中国的国体变更如此敏感?当然是因为他们看到了,一旦恢复帝制中国必乱。而中国乱就会损害他们在中国的利益。用不着多大的洞察力,这么简单的事,几乎有一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到。

袁世凯等人都是很有见识的人,他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呢?这或许就是所谓当事者迷,旁观者清。人总是容易过高估计自己,大家常说,人贵有自知之明,其实,一个人真正能做到有自知之明,并非易事。权力和高位对人的吸引力之大,实是局外之人很难想象的。何况高高在上惠及子孙的做皇帝的大位呢?历史上为得到这个位置,父子兄弟都可以相残,或许这便是利令智昏。

外交部陆徵祥总长于十月二十八日接受日本及英、俄公使警告以后,当即答复

“贵国警告业经领会。此事全系中国内政。然既友谊劝告,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,将详细情形答复。中国帝制之主张,历时已久。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,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,五族异俗,而人情浮动,教育浅薄,按共和国体,元首常易,必为绝大乱源。他国近事,可为殷鉴。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,颇多危险。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。

“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,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,人民营事,官吏行政,皆不能为长久计划。人心不定,治理困难。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,实因于此也。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,无不随时驳拒。乃近来国民主张者,日见增加,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。风潮愈烈,结合愈众,如专力压制,不独违拂民意,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。不敢负此重责,惟有尊重民意,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,组织国民代表大会,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。

“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,大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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